已经快接近午夜了，首相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可他一点儿也没读进去。他正在等一个遥远国家的总统给他打来电话，一面在猜测那个可怜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把电话打过来，一面又努力不去回想这漫长、劳累和艰难的一周留给他的不愉快记忆，他脑子里快要容不下什么别的了。越是想要专注于面前的文件，他的政敌那心满意足的脸就越是清晰可见。就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对手还出现在新闻里，又是列举一周来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好像每个人都需要提醒似的），又是解释为什么那些事情统统都是政府的错。

　　一想到这些谴责，首相的心跳就加快了，因为这些东西既不公平也不真实。他的政府为什么就应该能阻止大桥的断裂呢？任何对他们在修桥上花的钱不够多的指责都显得很蛮横。那座桥建了还不到10年，就连最好的专家也很困惑为什么它会干干脆脆地折成两段，让一打汽车栽进了河。而又有谁能指责是因为警力不够才导致那两起被狠狠曝光的残忍谋杀案发生的？或者他们应该指责政府没能预报西南部那场导致重大伤亡的怪诞飓风？而他的次长（副部长）之一赫尔伯特·乔利，偏偏在这一周做出那些奇特的行为而被迫回家待着，这也是他的错吗？

　　“我们的国家被一种阴沉的情绪所笼罩，”他的政敌毫不掩饰露骨的嘲笑。

　　不幸的是，他说的并没有错。就连首相自己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人们确实看起来比从前要痛苦得多了。甚至天气也阴沉起来；七月中旬竟起了寒冷的雾……这不对，这不正常……

　　他翻过备忘录的第二页，看了看到底有多长，终于还是把它当作一件麻烦事似的放弃了。他伸了伸懒腰，又悲哀地环顾了一下办公室。这真是间华丽的办公室，用精美大理石做成的壁炉正对着推拉式的窗子，将不合时令的寒冷紧紧关在外面。首相打了个寒战，起身走向窗户，外面只有薄薄的雾向窗玻璃压过来。就在他背对房间站着时，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

　　他愣住了，玻璃里反射出自己恐惧的脸。那声咳嗽他是认得的。从前就听到过。他非常缓慢地转过身来，面对着这间空屋子。

　　“你好？”他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他本人要勇敢。